一种“新说”出现，往往会引起媒体的注意或宣传，有时随手拈来几条材料，作一番遐想式的“新说”也得到同样的礼遇，这就容易诱发出视严肃的学术课题为终南捷径，将对轰动效应的追求取代科学探讨的危机，助长那种以侥幸求立说的风气。

2003年12月14日，《文汇报》刊登了吴敢先生的《〈金瓶梅〉及其作者“兰陵笑笑生”》。该文题目已肯定了“兰陵笑笑生”的著作权，综述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考证时，虽也言及“标新立异、弄虚作假、东搭西凑、哗众取宠者，时见其例”，但对《金瓶梅》作者考证本身以及其中几种考证却颇为肯定，尽管有“皆无直接证据，都是间接推论”的遗憾，可是“剥茧抽丝、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”等语显为赞誉。然而笔者以为，《金瓶梅》作者考证本身恰是一个甚可存疑的课题，“间接推论”已非考证，更何况现在得到的还只是比附与猜测。

一、考证缺乏可靠的前提

要考证一部作品的作者，必须找到距离该作品问世最近的有关说法，并检验其可靠性。关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明代人有五种说法：

1、屠本畯《山林经济籍》云：“相传嘉靖时，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，朝廷籍其家。其人沉冤，托之《金瓶梅》。”

2、谢肇浙《金瓶梅跋》云：“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，凭怙奢汰，纵欲无度，而其门客病之，采摭日逐行事，汇以成编，而托之西门庆也。”

3、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云：“旧时京师，有一西门千户，延一绍兴老儒于家。老儒无事，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，以西门庆影其主人，以余影其诸姬。琐碎中有无限烟波，亦非慧人不能。”

4、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云：“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，指斥时事。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，林灵素则指陶仲文，朱&&则指陆炳，其他各有所属云。”

5、《金瓶梅词话》万历四十五年(1617)刻本欣欣子序首句云“窃谓兰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传》”，末句又云“笑笑生作此传者，盖有所谓也”；廿公《金瓶梅跋》首句云：“《金瓶梅传》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。”

迄今为止，众多考证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论文中曾征引的各种史料无虑数百，但现知最直接的明代人的说法只有以上五种。它们可明显地分成两类，前四种都是当时名士所言，他们在《金瓶梅》刊行前都接触过甚至誊录过抄本。四种说法互不相同，但从中却可得到三个可以肯定的推断：